- 作者／莎拉．吉尔伯特、凯萨琳．格林
- 译者／廖建容、郭贞伶
2020 年 7 月 15 日，佩斯顿（Robert Peston）在英国独立电视台《十点新闻》（News at Ten）报导：「记者最近得知，在制药界巨头『阿斯特捷利康』的支持之下，牛津正在进行的疫苗开发工作有了非常重要的消息，同侪审查显示，我们身上都具备的抗体，以及名为 T 细胞或称杀手细胞所造成的免疫反应，跟研究者期待的一样好。所以这是个好消息，是疫苗可能有效的证据……相关人士认为最快在秋天『这款疫苗』就有可能大量生产。」
我想我真的把红酒喷了出来。这是在搞啥啊？所有参与这项计画的人，只要是跟临床试验数据沾上一点边，都会受到严格的指示，绝对不能谈论它。我们不能在自己的电脑里保存副本，或是用电子邮件传送。当然也不能告诉朋友。甚至有些人实际参与疫苗制造，也还未被告知数据是长什麽样子。但是，佩斯顿却在推特跟全国新闻上大谈特谈。
《泰唔士报》（The Times）及《每日电讯报》（Telegraph）上，立刻出现了对他的某些说法照单全收的文章（其他报纸则主要关注我们有必要在三明治连锁店里继续戴口罩）。牛津大学甚至在推特上发推其中一条新闻连结；我们被禁止谈论自己的研究发现，但泄密的科学却可以，这似乎是精神错乱了。
我不认为我们有人去调查消息从哪里走漏（对於泄密的源头为何，充斥着各种猜测：是英国疫苗任务小组的某人说出去的，还是有政府部长想要在那一天曝光一个好消息？）但这让我们在未来更加小心。如果我们了解得还不够清楚的话，这件事也让我们更加明白了，当聚光灯照到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时，灯光是多麽刺眼。
媒体的影响
在我小时候，我梦想着要成名：我会上电视，《每日邮报》（Daily Mail）上会刊登我的照片，所以我决定要成为科学家。以上纯属虚构，并没有人这麽说过。
一整个 2020 年，团队里的每个人都挺身应付自己的人生课题。与此同时，由於事情还没有难到爆表，我们以很快、有时快到吓人的速度发展出全新的技能。我们一路走一路解决问题，也因为参与这个「世上独一无二的故事」，我们学习着如何克服在沟通上所遇到的挑战。
当人们只想要简单的答案时，我们试着想出方法让人们了解事情的复杂性。在为病人保密（和避免内线交易）的同时，也要公开透明。要真实地介绍我们的工作，却又不低估它的价值。既要跟人们讨论与数据相关的注意事项、未知数及不确定性，又要能给人们安慰，让人们信任我们的工作。在维持住个人生活界线的同时，我们也努力促进大众对科学有更多了解。
有时候媒体（传统媒体和社群媒体）会帮助我们应对这些紧张局面。大部分新闻记者跟我们一样，都是在艰难的情况下尽力而为，在传播新兴的复杂科学方面，有许多记者做得相当出色。但是在其他时候，媒体似乎也确实造成了紧张状态。有时候，某些记者有自己的目的，而其他记者根本没仔细去查证真相，就把这位记者说的话当成事实报导出来，结果讯息被扭曲，或是故意耸人听闻，让我们深感挫折。
这同时也是我们的机会，毕竟可以接触到通常不会对我们的研究感兴趣的人群，并将确认过的正确讯息告诉全世界。我们始终清楚，疫苗之父詹纳（Edward Jenner）的伟大成就不是发明对抗天花的疫苗。疫苗并非他的创见，他就跟其他科学家一样，都是在其他人的工作基础上发展壮大。但是他做到了其他人没有做到的事，那就是向大众宣传他的发现，并呼吁人们广泛接种疫苗。
媒体像双面刃一样，这并不是什麽新鲜事。但我们不是有影响力的人或是皇家成员，所以我想，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先前并没有那麽关心媒体的本质。我们在实验室里隐姓埋名的工作，如果我们的最新发现能刊登在高度专业的科学期刊，我们会很高兴。可是现在，我们别无选择，只好拿起这把双面刃，尽我们所能地挥动。我们的工作很重要，而且人们想要了解我们的工作，即使我们不想涉入，也无法置身事外。在 2020 年最初的几个月，关注、压力及失言都在逐渐累加。1 月底，全世界开始担忧疫情，我们收到很多请求，希望我们发表谈话。2 月时，我们在研究实验室首度进行照片拍摄（不是在临床生物制造机构，毕竟我们正在制造疫苗，我不能冒险让疫苗制造过程受到污染或中断），往後还又进行过好几次。
让摄影师及拍摄小组进实验室，总是会一团混乱。三、四个人在实验室里踩来踩去，电线拉来拉去，有让人绊倒的危险，拍摄小组将工具随手弃置在实验室的工作台上，并要求深感压力的团队成员解释目前正在做什麽，拍摄小组会说再讲一次，最後一次，这次真的是最後一次。有时候结局并不愉快，譬如有位工作人员认为原本要进行拍摄的办公室不合适，会拍到窗外的鹰架，结果他们在免疫学实验室里最忙碌的角落拍摄访谈，毁了一整个早上的工作。
到了 3 月，我和团队成员一直不断收到媒体的采访请求。我记得曾跟《每日快报》（Express）的记者做过电话访谈。我跟他谈了大约半小时，我以为我有小心仔细地向他描述整个故事：我们如何制造疫苗，如何测试疫苗的安全性，以及对於临床试验的计画。结果当我看到新闻标题时，想像一下我有多麽惊讶：「冠状病毒疫苗：牛津大学科学家怕英国『把鸡蛋全放在一个篮子里』」。
愚蠢的是，我真的说过这样的话。就在访谈结束前，他问了我：「你最担心什麽？」现在回想起来，这显然是记者的套话技巧。我们一直在聊天，我觉得很放松，所以我没想太多就回答了。我其实说的是（我的想法埋在文章的字里行间，文章其实写得相当好，既清晰又准确），由於我们必须如此快速的工作，吉尔伯特无法先花上好几年的时间测试不同版本的疫苗，再提出最後的设计，我们只能做出最简单的选择，重复之前对抗 MERS 的有效策略。但是标题暗示的跟我所说的并不一样。上了一课，学到教训了。
4 月时，听说校园里出现了狗仔队（我想是有人在医院停车场注意到某人持有长焦镜头的照相机）。我们并不习惯这种关注。格拉纳托据称死亡的假新闻所带出的一连串事件，让我们清楚的意识到，在跟媒体互动时，我们需要更有策略、更主动掌握局势。
媒体在许多方面对我们都很有帮助。我们能够那麽快地招募到临床试验志愿者，新闻报导很可能是重要关键之一，它也提升了我们的知名度，让注意到的人慷慨捐助我们的计画。但是现在我们需要保护志愿者及临床试验过程的隐私及安全性，并给我们自己空间，继续研究工作。
我们在为疫苗临床试验而设立的网站上贴出告示：「我们知道临床试验的进展充斥着谣言及不实报导。我们恳请民众不要相信这些讯息，也不要继续转传。我们不会再提供关於临床试验的评论，所有的官方更新都会公布在这个网站上。」
我们也开始将所有来自新闻记者的要求转给大学的新闻办公室，他们会代表我们回绝绝大部分的要求。新闻办公室帮我们安排跟几位选定的记者做了几次背景介绍。我们不再做任何形式的评论，而是讨论一些一般性议题，譬如，比较两次不同临床试验结果的困难之处，以及我们可能会如何处理；或者在临床试验中我们如何测量抗体。除此之外，我们会在有数据要发表以及有话要说时再进行沟通，而不是无话不说。
当然，这并未让各方不再提出请求。尽管我的推特出了点状况，相对来说我的私人资讯还是没那麽公开，但吉尔伯特就得放弃手机了。大学网站上有她的手机号码，记者不断打来要她发言，公众人士想听她的保证，投资顾问希望得到内线消息，会议筹办业者想找她当主讲人。
可是吉尔伯特无法放弃电子信箱，因此她的收件箱中充满了想得到及想不到的钓鱼尝试，企图诱使她点击恶意附件，也有人寄来各种讯息，要她放弃研究，采用他们的理论来治癒新冠肺炎，包括吃香蕉／大蒜／水仙花／日本梅精／植物／所有天然成分／复合配方／蜘蛛毒的解毒剂／水及盐／动物（「我没有指明什麽动物」）。
大学升级了网路安全防护。有传言说俄罗斯特工试图偷窃我们的疫苗数据，我们的资讯人员也遇到一些「不寻常」的问题。不过，无论他们做了什麽，肯定没有过滤掉所有可能是善意、却也造成困扰的方法。
我们的新策略其实就是在发表第一篇同侪审查论文之前，继续埋头苦干。这个策略一直还满顺利，直到佩斯顿的泄密文刊出。他让我们大吃一惊，但还好他的结论是正确的，不像 4 月时我们处理的假新闻。疫苗的表现确实如我们的预期。它让免疫系统增强对新型冠状病毒棘蛋白的防御，并且没有引起任何有问题的副作用。偶尔会有手臂酸痛，或是发烧的现象，这些副作用很容易用扑热息痛（paracetamol）治疗。
不过就像 4 月时的情况，希望我们做出评论的要求激增，突破新高。这让我们首度感到相当为难。任何一丝讯息，即使是某人从其他管道泄漏出去的，都会让我们受到质疑。当我们什麽都不说，会被批评不够透明化，没有尽到告知大众的义务，但要是我们真的说了，批评者又会说我们是在做「新闻稿科学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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